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恕全然是一个世俗概念，即统摄于君权意识之下的政治伦理体系。

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里，是缺少个人主义的。所以我前面特别提出《真假个人主义》这篇文章。

郭沫若、郁达夫都认为国家与文学艺术势不两立，直到一九二三年郁达夫还发表《国家与艺术》一文，说明国家乃是文学之敌。娜拉的出走———走出只能充当傀儡的家庭，是一种行为，她以这种行为语言表明，她要赢得独立的人格。他那天狗要吞没一切，要吞没太阳，吞没月亮我就觉得太空洞了，并不感到如何有力量。鲁迅提出问题：娜拉走后怎么办？ 这是当时时代性的问题。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告诉人们：个人是独立的存在，独立的自我最有力量。

一个生活在克己、毋我的世界里，听到合理的利己主义之声，自然是启蒙之声。一条就在铁屋子外孤独徬徨最后忧郁而死。言夷狄虽有君长，而无礼义。

[7] 所谓普通原理也就是普遍原则。[10] 参见黄玉顺：《孔子的正义论》，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10年第2期。这是制度文明在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必然要求。尽管自古以来的共和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主，但现代意义的共和则一定意味着民主，尽管共和这个词往往用来指代议民主制、而不包括直接民主制。

而在不正义的制度下，即便领导者在位、甚至德才兼备，社会也缺乏稳定性。孔子指出： 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（无）也。

双方这个共同认识是与孔子当时讨论的问题错位的，即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因为孔子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伦理和礼法问题，而是什么叫直，即什么是先于伦理和礼法的、最直接的情感反应。周召共和的故事大致如下： 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。孔子是这样讲的： 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而挺儒的一方则竭力论证亲情伦理及其礼法制度的正当性，以此为孔子辩护。

这是因为：惟有制度文明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。周召共和的社会生活方式渊源是宗法社会，其社会主体是宗族，其具体代表就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贵族。[12] 诚然，孔子的伦理思想、政治哲学确实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的。依据孔子向来的观点，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的标准并不是种族，而是文化，尤其是礼乐文化，即制度文明。

反儒的一方批判孔子，判定其伦理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伦理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礼法制度必定是不公正、非正义、徇私枉法的。相反，在公共领域，包括在建构制度规范时，孔子恰恰要求克服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仁。

孔子这句话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：华夏以外的国家尽管有君主，也不如华夏国家没有君主的时候。[6] 康有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
仁爱的这样两个方面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，但实际上它们施行于不同的领域，即私与公的区分，故并行不悖。曰：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这是公民共和，亦即公民分享政治权力，此乃现代民主的一项基本内涵。[8] 参见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的重建——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》，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。后来康有为讲孔子改制[6]，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，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，他对孔子政治哲学立场的把握是很准确的。这种制度安排与后来汉儒所讲的春秋尊王并不是一回事，后者之所谓王其实是帝国时代的皇，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入皇权时代的政治需要，就是加强中央集权。

而且可以预测，周代之后的百代之间、千秋万代之间必定也是如此。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[13] 穆公主张广开言路，让上至公卿大夫、下至百工庶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。

我们知道，西语republic（共和）来自拉丁文的res publica，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。这可以概括为诸夏无君论：华夏以外的国家尽管有君主，也不如华夏国家没有君主的时候。

按照注疏的解释，孔子的意思是说：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并不是领导人英明，而是制度正义——礼义。冯友兰指出：礼之‘义即礼之普通原理。

礼更不仅仅指事神致福（《说文解字·示部》[3]）的祭祀活动，只不过祭祀在当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，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（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）[4]，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制度规范上的体现，故以祭祀作为礼的典型场景。上文谈到，礼含礼义→礼制→礼仪三层。注疏提到的周召共和，其制度背景是王权制度、封建制度，这个制度在当时的宗法社会生活方式下曾经是适宜的，因而即便在无君的情况下也是稳定的（详下）。差等之爱意味着：在自我→亲人→外人→外物这个序列中，我们的爱的强度是依次递减的。

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[5] 班固：《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也是贵族共和。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。

自此，西周王朝无君十四年，一直持续到宣王即位。（《子道》）这就是正义论的范畴，也是这里礼义的涵义。

[15] 关于非等同性和可对应性，参见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-7页。区别的渊源所在，依然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主体的变化。二、义：正义原则 正如注疏所说，制度文明的核心内涵就是礼义。是故：为川者，决之使导。

后者意味着：尽管行为应当符合某种规范（此属行为正义），但前提是这种规范本身符合正义原则（此属制度正义）。但无论如何，仁爱首先是指的一种情感，即爱的情感。

而非等同性则意味着古典共和制和现代共和制毕竟不是一回事。[3]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3年版。

当然，在儒家哲学中，仁爱有时也被视为一条道德规范或伦理规范，甚至被赋予一种形而上者的意义。这正是中国正义论中的正当性原则：在进行制度规范建构时，必须超越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仁。